“转眼都80年了。”96岁的曹忠海老人聊起抗日战争，目光总会落在客厅一角装裱泛黄的一份《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布告》上。这份由父亲曹承宗签发的文件上，“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一日”的墨痕依稀可辨。
民国三十四年，即1945年。这份文件签发之际，敌后抗日根据地总后方经济建设取得新成果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迎来胜利的曙光。
曹忠海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蠡县宋家庄村，父亲曹承宗1925年投身革命，1927年入党。“小说《红旗谱》中朱老忠的人物原型是宋洛曙，我父亲是他的入党介绍人。”曹忠海回忆说。1932年，曹承宗参与领导著名的高蠡暴动，暴动失败后，辗转开展地下工作。1936年的一天，曹承宗突然收到消息，国民党正对他进行抓捕。在乡亲们的掩护下，曹承宗逃往西安，翌年春到达延安。
“父亲离家那年，我才这么高。”曹忠海抬手比画着8岁孩童的高度。在父亲离家的岁月里，两位兄长相继参军，曹忠海成了家中唯一的男丁，稚嫩的肩膀扛起照顾祖母、母亲和妹妹的重担，在乡亲们的接济下艰难成长。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冀中抗日武装斗争风起云涌。因腿脚利索，曹忠海被选为蠡县第一区的小通讯员，穿梭于各村落之间。“鬼子一个村建一个炮楼，但轻易不敢出来。”他回忆，村民们对日寇恨之入骨，曾有剃头匠将刮胡子的刀磨得飞快，趁落单的日军不备，一刀毙敌。民兵们不仅夜间“破袭”——割电线、砍电杆、破公路、断桥梁，还经常不分昼夜地挖地道。
“电影《地道战》里演的都是真的！”说到这里，老人不由自主提高了声调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在日军的高压下，民兵和村民们依旧坚持斗争。“敌人一来，我们就钻地道。”
蠡县是地道战的发源地之一。1937年9月，日寇占领保定后，冀中平原饱受摧残，蠡县军民为躲避“扫荡”，受野外挖洞藏身启发，逐步发展出“院院相通、家家相连”的地道网络。初期地道仅为单口“蛤蟆蹲”，后升级为多口互通，甚至出现“洞下有洞、洞中有洞”的连环结构，方便人员迅速转移。
在游击队与日军的较量中，地道也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。1941年春，蠡县辛桥据点的30余名日伪军遭游击队伏击。在用排子枪和手榴弹击毙了七八个人后，游击队员迅速钻入地道，待敌撤退时又从野外地道口突袭，几乎全歼敌军。这场战斗后，冀中党委书记黄敬、司令员吕正操向刘少奇作了汇报。1942年3月，冀中军区下发《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》，全面推广地道战。
“当年我们挖地道，主要是在路边。”曹忠海记得，村与村之间的大路早已被压塌破坏，村民们往往将村道两侧作为地道入口，往下挖土，“至少得挖2米深，得使劲掏。”在煤油灯的微光中，村民们弓着身子拓宽地道，确保能猫腰疾行。
挖地道的方法也有技巧。“得用坡道挖，镐头一点也不能停，嚓嚓嚓，必须快，还得记得留几个口出来。”曹忠海说。所谓坡道挖，是蠡县村民们总结后的“升级”挖法：先在地道两侧挖两条斜坡，右脚往前一步挖土，后退一步出土，挖出的土可以装在小车上，通过坡道运到地面，等地道挖好后，再把土直接回填到坡道里。这种挖法，可比一开始在地面打竖井、用辘轳运土快多了。
“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，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。”《地道战》里面的这首插曲曾经家喻户晓，豪迈歌词背后，是抗日军民的坚毅和不屈。正如曹忠海所说：“那地道，不是我们一个村挖，是村村都挖。地道就是‘地下长城’，保护了百姓，更牵制了日军！”
据不完全统计，至1944年冬，冀中各地军民开挖的地道总长度超过1.2万公里，为平原游击战写下光辉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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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袁璐,潘之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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